编者按：1973年8月24日，党的十大隆重召开。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被选举为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同志则迅速晋升为中央副主席，位列周恩来同志之后，并负责就修改党章事宜作专题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文革派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上风。
王洪文、毛周
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华国锋的工作表现赞誉有加。1973年8月24日，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盛大召开，华国锋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尊贵嘉宾一同就座于主席台的首排。周恩来亲自点将，命华国锋加入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紧接着，在8月30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荣膺政治局委员的殊荣。
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荣任主席，副主席人数亦增至五位，分别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王洪文同志从中央委员的身份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其排名仅次于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则从中央政治局委员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同志亦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政治局常委的阵容中，除了六位主席与副主席外，朱德、张春桥、董必武三位同志系新增成员。
中央政治局成员，除九位常务委员外，还包括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等共21位。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则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与汪东兴均是从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华国锋及韦国清、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均系新当选的委员。
朱德、董必武两位领导因年岁已高，鲜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刘伯承因病长期住院治疗，康生亦身患重病。李德生自1973年底赴沈阳工作后，韦国清、许世友、赛福鼎则因公在外地履职。而在政治局会议上频繁露面的，包括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姚文元、陈锡联（自1973年底调入北京工作）、纪登奎、华国锋、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等共15位中央政治局成员。
引人瞩目的变革中，王洪文迅速攀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位，位居周恩来之后。张春桥亦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王洪文初入中央领导阶层，显得迷茫与不知所措，完全依赖于江青和张春桥的指导。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期间，王洪文曾一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和姚文元依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则负责舆论宣传工作。这四位领导者的权力由此得到显著增强。
1973年9月，南越西贡政权公然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岛屿纳入其福绥省的版图。次年1月14日，我国情报部门得知南越有侵犯西沙群岛的动向，遂决定派遣舰队至西沙海域进行巡逻，以保障渔业生产及护航任务。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成立一个由叶剑英领衔，成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的五人小组（后于20日增补苏振华，使小组人数增至六人），负责研讨中央军委的重要事务和紧急作战部署。
19日，战局紧张，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紧急赶至作战指挥室，深入分析敌情。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持续汇报海上战况，为指挥作战提供有力支持。至20日，战役取得圆满胜利，成功收复了3座岛屿，击沉护航舰一艘，击伤驱逐舰三艘，南越官兵伤亡百余人，俘虏49人。
喜讯传至京城，民众士气大振。毛泽东对叶剑英、邓小平、苏振华的信任进一步加深。苏振华加入了领导小组。叶剑英提出建议，毛泽东予以批准，于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以西沙战役时期军委六人小组为蓝本，撤销军委办公会议，并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十一人被任命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担任主持。
毛泽东主席始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自1959年起，林彪、贺龙、聂荣臻等先后担任副主席。1966年1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亦被增补为副主席。1967年，叶剑英因反对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此之前，贺龙已被隔离。同年3月，中央军委常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隔离，随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军委常委停止了会议。此举后，军委办事组应运而生，黄永胜出任组长。自此，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委办事组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十人组成的军委办公会议。叶剑英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实行集体领导。1973年5月，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洪文加入了军委办公会议的行列。
无论是军委办事组，抑或是军委办公会议，均属临时性组织。如今，军委常委会已正式恢复，此举标志着军委运作步入正轨，趋于稳定。它对于确保军队领导权的稳固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为日后成功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洪文，原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如今一跃晋升为军委常委。他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与军委常委双重身份。张春桥在军委的地位不再孤立，此举显著增强了“四人帮”在军委中的影响力。
“四人帮”一旦掌握实权，便迫不及待地寻找打击对象，首先将攻击的锋芒指向了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
“四人帮”认为，周恩来是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第一个障碍。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他们跳得最高。
自11月21日起至12月5日止，中央政治局连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举行了会议。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受到了长达半月之久的严厉批评。毛泽东主席特地指派邓小平同志参加会议。
华国锋曾言：“在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常对周恩来总理发难，动辄情绪失控，摔掷物品，无论是帽子还是手绢。而会议结束后，她总是率先离场，全然不顾礼仪。然而，此次毛主席的指示下发，江青表现得尤为活跃，趁机对周、叶发起攻击，宣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总理‘迫不及待’地意图取代毛主席的地位。” “四人帮”的嚣张气焰由此显露无遗。江青进而向毛主席提出，希望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此次政治局会议，实为“四人帮”的一次联合行动和彻底的暴露，引发了其他政治局同志的不满。自此，政治局内部形成了大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对立局面。
有观点认为，“四人帮”的形成是以此次会议为分水岭。然而，我认为他们早在1972年9月王洪文被调入北京之际，就已悄然成形。彼时，他们常寓居于钓鱼台，频繁密谋商讨，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四人相互声援，相互协调，行动如出一辙。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洪文尚未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言行举止相对审慎。
此次会议对周恩来总理的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1967年4月，为劝服双方群众，消除派别纷争，确保广交会按时开幕，他在广州处理相关事宜时不幸突发心脏病。到了1972年5月12日，常规体检时发现周恩来总理不幸患上了膀胱癌。1973年1月13日，他突然出现大量血尿症状。直至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总理才入住玉泉山接受电灼术治疗。由于工作繁重，化疗只能间断进行。同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会见外宾后再度出现全程血尿，这预示着癌症的复发。然而，由于时间紧迫，他无法住院治疗，直至1974年3月12日才再次接受电灼术治疗。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入院当日便接受了首次大型手术。
“将此信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其中一些意见是中肯的，应予以接受。”
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中央政治局便终止了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指责。然而，这却导致了政治局内部多数成员与“四人帮”之间的尖锐对立。毛泽东所期望的胜利与团结的局面，又一次未能如愿以偿。
“别人打击你，你绝不能轻易倒下；被人驱逐，你也无需轻易离去；遭受整治，你更不能轻易放弃生命！”“别人打击你，你绝不能轻易倒下！”遵循这一信念，周恩来迅速进行自我检讨，主动争取解决问题，力求顺利渡过难关。
毛泽东审视了周恩来的自我检讨，点头表示满意。随后，他明确指出江青的错误之处。
“不予增补常委。”
1971年11月，在聆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传达之后，邓小平提笔向毛泽东同志致信。次年2月，他在江西重新融入了党组织的生活。到了4月，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成功考入大学。6月，邓小平夫妇的工资得以照常发放。在那个时期，被批判的干部普遍遭遇了工资被扣的待遇，而工资的继续发放，往往预示着他们即将获得“解放”。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总理审阅后，请转交汪主任分发至中央各位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性质较为严重，但需与刘少奇同志的问题有所区分。（一）在中央苏区时期，他曾遭受打压，成为邓、毛、谢、古四位被指责的“罪人”之一，被视作毛泽东同志路线的领导者。……（二）他在历史上并无投降敌人的记录。（三）在协助刘伯承同志指挥作战方面，他表现出色，战功赫赫。此外，进城之后，他也并非毫无作为，比如他曾率团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面对苏联修正主义势力，他未曾屈服。”
毛泽东批示后，邓小平的处境逐步得到改善。9月，他提出到井冈山等地参观。10月，邓朴方被送到北京治疗。
邓小平在江西各地参观时，周恩来在北京为他的复出操劳，积极创造条件。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办理。同日，周恩来约他们谈话。27日，纪登奎、汪东兴给周恩来写信，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的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973年1月初，中央决定邓小平近期内回京。邓小平得到消息，知道分配工作后很难再到江西来，决定再次外出参观。2月22日，从南昌回到北京。
3月，中央政治局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均在座。
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毛泽东办事历来雷厉风行，一抓到底。14日，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他又一次谈到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并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974年1月中旬，毛泽东批准转发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即中央一号文件，从此拉开了全国“批林批孔”的序幕。
“我和迟群同志在下面讲解时，深感江青同志对待此事的态度如同她多年来对待样板戏一般认真。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已经关注了多年，但她在专案工作中的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
在此期间，江青频繁地四处致信。1974年1月13日，她致信空军司令员，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请求。在同一天，江青约谈了谢静宜和迟群，指示他们前往海军、空军等机构“点燃战火，发出炮声”。她同时派遣谢静宜和迟群前往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以及北京市委等机构。江青显得异常忙碌，她不仅向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的领导机构发出信函，还致信外交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
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举行了一场英语考试。女学生张玉勤因未作答，仅以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身为中华儿女，何必苦学外语，不求ABC之知，愿为革命之传人，接续革命之薪火，埋葬帝修反。”然而，她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在无法释怀之下，她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件发生后，马振抚公社党委、唐河县委、县文教局，以及南阳地委、地区文教局等相关部门纷纷展开调查，并作出了相应的处理。1974年1月，江青得知此事后，派遣迟群和谢静宜对此事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迟群撰写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在其中歪曲事实，声称张玉勤系因“修正主义路线”所致的死亡，指责马振抚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并声称学校“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其本质就是“复辟”。1月31日，在江青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迟群和谢静宜的调查报告。最终，涉事的校长和班主任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学习班，280余人遭到批斗。这一事件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马振抚事件”，众多干部和教师遭受了诬陷和迫害。
姚文元曾下令《人民日报》于1973年12月28日转发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与日记摘抄》。该篇来自北京的学生的日记中，鲜明地表达了对“师道尊严”的质疑。自这两起事件发生后，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模仿风潮，众多教师遭受停职、下放、被剥夺公职，甚至面临刑事指控。这一系列举措使得教育界本已初现转机的态势急转直下，教师们对于教学活动和学生管理变得畏首畏尾，学校不敢组织文化考试，学生纪律松懈，学校秩序陷入一片混乱，教学质量也随之急速下滑。
与此同时，文艺领域对所谓的“回潮”现象展开抵制。江青指令刘庆棠、于会泳策划了一场“黑画展览”。自“文革”以来，绝大多数画家都遭受了批判，被迫停止了创作。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我国打开了通往美国的大门，恢复了与日本的正常邦交，各国领导人纷纷踏上访华之旅。为了迎接这一开放的新局面，我国建造了若干新饭店。1973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安排一批知名画家为新饭店创作画作。然而，江青却无端地将其视为“回潮”，矛头直指周恩来，并组织文艺界开展对“文艺黑线回潮”的批判。新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影片《园丁之歌》等剧目亦受到了批判。刚刚有所复苏的文艺界顿时笼罩上了一层肃杀的氛围。
“现在小兵们都已经起来造反了。”王洪文赞誉上海的马天水，称其为“群众真正信赖的老干部”。谈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认为地方上的阻力较小，而军队的阻力较大，因此建议选拔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将领担任大军区司令。一股右倾思想在各地时起时伏，试图转移批林斗争的方向，甚至企图对“文革”进行反攻。在讨论宪法和党章时，有人甚至反对将走资派写入其中，认为造反派中无好人，这岂不是否定了自己的立场！他似乎忘记了是谁引领我们进行造反，忘记了造反的先辈。孔子在鲁国任宰相仅七天，便处决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弟子冉求有革新思想，他竟指使其他学生进行攻击。由于他的倒行逆施，仅三个月便被迫下台。尽管下台，但他复辟的野心并未消亡。
王洪文讲得很清楚，不是批判林彪错误路线，而是巩固“文革”以来的“成果”，批判、打倒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
1月24日，江青致信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函中写道：“我特别请求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中央的指示。”“此事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亦是令国内外敌对势力惊慌失措之事。全国党、政、军、民、学各界，通过此次学习，必将进一步增强团结，赢得更大胜利。”“如有疑问，请上报中央”，“我们将竭诚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毛主席曾言，能文能武乃真英雄，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我们需文武双全，方能圆满完成毛主席、党中央赋予我们的使命。”
此信的语气傲慢，仿佛高居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之上。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下达指令，而此信并未送达周恩来，显然已将其排除在运动领导层之外。既然周恩来不在领导行列，江青便将运动的锋芒直接指向了他。
王洪文与张春桥身为军委常委，故“四人帮”首先在军队领域发起了攻击。正值大年初二的1月24日，春节假期之中，他们迫不及待地召集了驻京部队，举行了“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由叶剑英担任主持。谢、迟二人负责宣读材料，在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诞生背景时，大肆渲染所谓的“反复辟”议题。江青在此过程中屡次插话。实际上，这次会议的召开，其目的在于对叶剑英进行政治打压。
军队召开了会议，给国务院和中央机关带来了显著的压力。李先念指示华国锋负责组织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刻在夜间拨通了华国锋的电话，建议他可与汪东兴商议，看明日的会议是否可以与中央机关同步召开。华国锋表示同意。当时，华国锋尚未了解会议的具体内容，即便周恩来也尚未知晓江青等人将在会上发表何种言论。随后，汪东兴与华国锋取得了联系。
1974年1月25日的夜晚，首都体育馆内举行了中直机关与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步入会场后，便开始挑剔，抱怨主席台上摆放的话筒数量不足。她坚持要求每个与会者面前都要放置一个话筒，以便她能够随时发表意见。
周恩来主持了会议，指出会议延误了整整一天，并对此进行了检讨。江青态度强硬，气焰嚣张，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进行指责，并提及郭沫若的名字，要求郭沫若多次起身接受示众。她批评郭沫若对秦始皇、孔子的态度与林彪无异。
会场的气氛变得愈发凝重，造反派们受到鼓舞，纷纷向江青递交条子，渴望获得发言的机会。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此毫无预料，对这些人将要发表的言论一无所知。他接过江青转交的条子，说道：“中联部的××，可以上台发言。”这位干部一上台便直接点出部长耿飚的名字，指责部内运动气氛沉闷；他批评耿飚对群众运动持有抵触情绪，并消极抵制。事实上，耿飚在外事活动中，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突出邓小平的形象，并拒绝江青在《人民画报》上开设专栏的要求。这位干部的发言正中江青的下怀，她便借此机会，对耿飚进行了一番指责。
在会议进程中，姚文元频繁地打断他人发言，宣称：“那些声称秉持中庸之道者，实则心怀狡黠。”他强调：“必须将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切实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力求打好、打赢这场斗争。”其话语锋芒直指周恩来。
“复辟现象并非孤立。”31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通知及《简报》正式下发。
“一·二四”与“一·二五”两大会议召开后，消息如同闪电般迅速传遍全国。《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纷纷发表文章，高调宣扬“反潮流”与“批林批孔”的理念，舆论调门日渐升高。在这样的氛围鼓舞下，各地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将大字报铺陈于街头巷尾，对各省及各单位的领导者进行猛烈抨击。尽管造反派人数不多，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经过八年的磨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基层闹腾的同时，“四人帮”在高层给予支持，上下联动，使得中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批林批孔”运动乃毛泽东主席发起，众皆不能有所异议。周恩来总理及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由此引发的混乱局势深感忧虑，他们认为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因此必须先行试点。对于运动中出现的任何事物，我们都应进行深入分析，辨别其主次，审视其方向，并对领导和群众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新闻报道务求真实全面。大家齐心协力，力求控制局势，遏制运动的蔓延。
“在学习期间，无论哪个单位，均需安排值班员，以确保工作不致受到影响。”
为更高效地引领运动进程，中央政治局于会议中作出决议，成立了一个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等七位成员组成的特别小组，该小组受中央委托，负责处理“批林批孔”运动的日常事务。李先念提出建议，认为应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相关事务，以此防止“四人帮”重现文革初期的做法，即独立组建中央文革小组。相反，应将他们的工作范围限定在中央政治局之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施加权力限制。
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与会多数成员均认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核心应聚焦于“批林”，而“批孔”的力度则不宜超过“批林”。众人普遍认为林彪集团的错误尚未得到彻底清算，因此建议将其与当前的城乡“批林整风”活动相结合。华国锋同志随即向湖南省委书记于明涛同志传达了这一指示，于明涛同志返湘后便将此精神予以传达。然而，一些造反派情绪激动，纷纷上告，指责华国锋同志“以批林之名，压制批孔”，并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进行了报道。《国内动态清样》系在省、部级机关内部较小范围内分发之文件。当时，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均受姚文元同志控制。
江青览阅《国内动态清样》后，即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华国锋发起质询。她紧握着载有于明涛讲话内容的《国内动态清样》，进行指责。会议结束后，华国锋与李先念商讨是否需提交检讨，经讨论，最终确定：“我传达的系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并无不当，无需进行检讨。”
姚文元执掌新华社事务，以该社记者身份派遣众多人员遍及全国搜集各类资料，为打击对手提供“炮弹”，并在《国内动态清样》中予以发表。“四人帮”在各省市及部委的领导班子中广泛安插亲信。这些人一经接触到相关材料，便心照不宣，迅速而积极地执行指令，上下级之间响应迅速。
在“一·二五”大会落幕之后，江青对谢富治与迟群所发表的讲话录音进行了多次修订，特意删减了其中尖锐的言辞，并有意将其推广至全国。然而，毛泽东在聆听录音后，却将其扣留，并明确指示不得对外发布。华国锋随即表示：“若一旦发布，必将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混乱。”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件上作出批示：“多数内容尚未览阅。近期体温有所上升，已达两度，此乃一场重病！目前，我已闭门谢客，正在休养恢复之中。若有要事，请直接联系政治局。”
此段的核心在于强调“遇事当咨询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越级干预中央政治局的行为感到不悦。彼时，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事务，毛泽东期望江青能在中央政治局及周恩来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这一立场与“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政治局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江青依旧不知收敛，于毛泽东批示次日（10日），便前往四机部质询该部门在赴美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期间，接受美方赠送的蜗牛工艺品一事。她无端指责此举为“向帝国主义低头”，并称之为“崇洋媚外”，接连制造事端。
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于1月31日所撰写的检查进行了批示，其言辞直率地指出了“四人帮”的问题：当前，形而上学之风盛行，片面性现象突出。在批判林彪、孔子的同时，夹杂着不正当的走后门行为，这或许会削弱批判林彪、孔子的效果。对小谢、迟群的讲话，我认为存在不足，不宜予以转发。
2月18日，面对外界压力，江青郑重写下了一份检讨书：我承认自己犯了愚蠢之过，对主席深感歉意！今后，我将全力以赴，刻苦学习，努力摒弃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克服片面性的思考方式。
2月22日，党中央发布通知，强调对于走后门现象需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并明确在运动后期予以妥善处理。毛泽东的批示与中央文件的发布，对“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形成了有效打击。然而，江青却并未就此罢休，她屡次提出与毛泽东会面的请求。
3月20日，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毛泽东的批判导致“批林批孔”运动并未完全依照“四人帮”的设想进行。华国锋在中央任职期间，持续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四人帮”对总理持如此对立态度？我们应如何妥善应对这一情况？
华国锋回忆称，“四人帮”领导对周总理的恶意中伤深得人心，尤其在高层干部中引起广泛不满。众所周知，周总理肩负重任，处理棘手和危险事务，勤勉尽责，日以继夜地工作。相较之下，江青能力有限，却热衷于无谓的喧嚣和纷扰，对工农兵缺乏了解，仅在30年代上海滩混迹，对文艺仅有浅显认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频繁无理取闹，周总理刚宣布会议议程，她便从包中取出物品，声称有紧急事项需立即讨论，实则干扰会议正常进行。她的干预使得原定议程无法顺利进行。如此对待总理，更遑论他人！党内高级干部普遍认为，若不推翻“四人帮”，国家将不得安宁，绝不允许他们掌握权力，这一共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达成一致。
周总理一生淡泊，全心全意投身于党的伟大事业。任何质疑总理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主席对总理的关怀备至，在会议中总是将总理置于身边。而总理对主席的尊敬与忠诚亦无以言表，无论是主席的疗病还是用药，总理都亲自照料。总理的胸怀宽广如海，从不萦怀个人恩怨，始终全力以赴地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当小平同志赴联合国参加会议时，江青一度激烈反对，总理却默默承担了大量协调工作。为确保小平同志在联合国期间不受干扰，即便身体抱恙，总理也坚持不住院治疗，直至小平同志安全归国。面对“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多次挑衅，总理总是挺身而出，化解危机，坚定地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钓鱼台本非垂钓之所。你和吴桂贤应立即搬离。”陈永贵搬离钓鱼台后，吴桂贤仍得以留驻其中。
吴桂贤女士早年身为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被誉为劳动模范。其后，她逐步晋升，担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咸阳市革委会委员、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并荣升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还成为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在第十届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中占有一席之地。1975年，她更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曾言：“我们必须紧随其后（‘四人帮’），否则历史将在我们面前划下耻辱的标记。反之，若不随其步伐，我们便应携手团结，共同与之抗争。”
1973年，四机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以生产彩色显像管。同年9月，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写信，并与王洪文进行了商讨，最终将报告上呈周恩来。周恩来预见到江青可能会提出异议，遂批示：“先送江青审批。”江青在文件上画圈并批示：“同意引进。”随后，周恩来也表示了对进口设备的赞同。不久，四机部迅速确定了工厂的选址。
“我们不再需要美国提供的这条生产线。”并指示四机部将“蜗牛”退回至美国驻华联络处，同时要求提出严正抗议。
昔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禁运和技术封锁。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中美关系的大门得以开启，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文革”期间，对持有“海外关系”的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对他们进行了歧视，将他们视为“不可靠”之辈。许多人遭受了迫害，心有余悸，不敢与外国人交往，亦不敢引进技术设备。周恩来总理付出了诸多努力，尽管引进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至1973年，已组织了1746场对外技术座谈会，来自14个国家的2200余人先后参加了这些座谈会。然而，这一规模仍显微小。“四人帮”顽固坚持反帝反修立场，对实际事物视而不见。江青的这番言论，不仅针对的是四机部，更是直指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
得知此事后，周恩来迅速指令外事部门彻查此事的来龙去脉。2月21日，外交部呈递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周恩来亲自将之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即刻予以批示。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尽管如此，她的言论仍在社会上散播，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不得不暂停，直至“四人帮”被粉碎，相关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
“四人帮”四处宣扬，在民众中散播“儒家生产，法家造反”的谬论，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众多国营企业虽不生产，却照常发放工资。坚持生产者不仅身心疲惫，更被冠以“儒家”的标签，遭受批判。自“文革”以来，派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每当“批林批孔”运动兴起，两派群众便再次爆发派性冲突。领导层担心再次遭受斗争，因而不敢过多干预。部分领导班子本身就与造反派相结合，而造反派背后有“四人帮”的支持，自诩为有权有势，无所畏惧，肆意妄为。这些造反派正是“四人帮”的社会根基。某些省份、自治区及部门长期忽视生产，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纪律松弛，生产秩序一片混乱。1972年、1973年刚刚好转的生产形势，随即急转直下。
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尤其是国务院的领导，对于生产下滑的状况感到极度忧虑，多年的辛勤付出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为此，他们想方设法寻求对策。在李先念和华国锋的商议下，国家计委在北京紧急召集了15个生产形势较为稳定的省市，召开了一场关于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座谈会。与会者积极交流经验，共同探讨推动煤炭、钢铁、运输等领域发展的具体措施。中央政治局对此表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也均知晓此事。王洪文、邓小平、纪登奎、华国锋等领导同志均予以审批。
4月5日，座谈会正式拉开帷幕。鉴于“批林批孔”运动正处于高潮，会议初期我们着重于理论探讨，逐步过渡至实际行动，力求以理论指导实践。来自11个省市代表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在“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宝贵经验。随后，与会者共同探讨如何有效提升煤炭、钢铁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李先念同志希望大家耐心等待，等待中央批准12号文件。
“批林批孔运动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开展，严禁成立所谓的战斗队等群众性组织，同时亦不应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活动。”
《通知》所规定的条款将造反派的活动严格限制在特定范围内。然而，各级领导班子与造反派勾结，助长了派性斗争，严重干扰了生产秩序。直至“四人帮”被粉碎，造反派才被彻底从领导班子中剔除。
4月14日，李先念同志、华国锋同志以及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副主任袁宝华同志，联合召集了参加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举行会议。会议伊始，谷牧主任对座谈会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他不仅讨论了如何推动煤炭、钢铁、运输业的发展，还花费了整整半天时间对轻工市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13日就广交会的供应事宜进行了审议。与会人员均表示，将全力确保供应稳定。大家对12号文件表示高度满意，并展开了认真学习。随后，李先念同志发表讲话，对12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和阐释。
“强调团结，避免分裂，对缺点应进行自我批评。有同志在北京乘坐公交未购票，竟以‘批林批孔期间还购票，不符合革命精神’为借口。但他忽视了遵守革命纪律的重要性。”
尽管12号文件已作出相关规定，但“批林批孔”运动依然如火如荼。此次座谈会对于扭转工交生产被动局面的效果并不显著。从1月至3月，生产虽略有增长，然而4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铺开，生产状况急剧下滑。工业领域，尤其是煤炭产量和铁路运输能力出现了下降。在全国范围内，仅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甘肃、宁夏、陕西这12个省、市、自治区实现了同比增长5%，而山西、湖南、贵州、江西、浙江、安徽、山东、湖北、新疆、四川则出现了下降。其中，贵州的情况尤为严重，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拥有众多国防工厂，自1972年和1973年起生产便开始下滑，1974年1月至5月更是下降了20.9%，经济状况已陷入瘫痪与半瘫痪的境地。
4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国家计委自1973年夏日便着手编制计划，然而受“批林批孔”运动波及，全国性计划会议迟迟未能召开。为确保全年生产建设不受影响，国家计委在安排完成1974年前两个季度的生产任务后，随即着手起草了此份报告。中央发布该文件，亦旨在推动生产发展，阻止生产下滑趋势。
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强调“革命与生产并重”的原则。明确指出，需“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促进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同时规定，“清查范围应限定在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相关的问题上，避免泛化”。此外，对军队及以下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批林批孔活动，要求“坚持正面教育”。并对党、国家机关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整体状况给予肯定，强调其基本是好的。
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于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的成员。至15日，江青在再次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的成员时指出：“当前的文章鲜少提及现代的儒家思想，而实则儒家学说的影响深远，若非如此，亦难有如此规模的运动展开。”她进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周恩来。
18日，王洪文在数封来信上作出批示，指责向国外购买船只为“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行为，将其视为“修正主义路线”，并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1950年代在苏联的支持下虽建立了造船厂，但生产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外贸发展的需求，不得不耗费大量外汇租赁船只。早在1964年，周恩来便提出利用国外海运市场供大于求、船价相对低廉的时机，购买船只以解决我国运力不足的问题，力争在1975年基本摆脱对租赁船只的依赖，将远洋运输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周总理的建议完全契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然而，“文革”初期，部分人对自力更生的理解出现偏差，盲目排外，导致买船计划遭受波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买船工作得以重启。1971年后的数年，我国在大力发展国内造船业的同时，通过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吸纳游资，向交通部提供贷款，先后购买了超过500万吨位的船只，基本结束了每年需花费三四亿美元外汇租赁船只的局面，并利用买船营运的收入偿还贷款，赚取了大量船只。从1963年至1980年，我国通过23.6亿美元的贷款，购买了553艘船只，总吨位达1017万吨。至1980年，依靠买船所获得的运输收入已偿还了20.5亿美元的贷款，剩余贷款尚有3亿多美元。实际上，这比租赁船只更为划算，我国净赚了1017万吨的船只。“四人帮”固守陈规，顽固不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既有认识模糊者，也有企图借机渔利者，更有别有用心者上书诬告。而王洪文正欲陷害周恩来，便立即作出批示。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严禁对干部进行批斗，禁止任意殴打、抓捕他人。所有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务必立即返回各自岗位。对于将内斗、停产等行径美化为“反潮流”行为，以及声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必须予以坚决驳斥。《通知》发布后，部分地区生产有所恢复，但全国整体形势仍未见明显改善。
鉴于江青一手炮制的“蜗牛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以及“四人帮”所持反对购置船只的偏颇见解，为有效推进引进工作，国务院于7月18日发布了专项通知，正式转发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等相关部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外技术座谈工作的请示报告》以及《关于对外技术座谈若干办法》。
关于领导运动的方法，意见分歧愈发显著，愈发深刻，多数政治局成员与“四人帮”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团结为重，分裂为忌”，主席此言，恐怕直到她身陷秦城监狱之高墙，江青方始深谙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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